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当一个崛起国威胁到守成国的主导地位时，会引起严重的结构性压力，会出现不可避免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仅是非同寻常的、未曾预料到的事件，哪怕是外交事务上一丁点的寻常火苗，都能够引发大规模的冲突。这一局面可以发生在任何领域，但在国际事务中这一概念的内涵最为危险。

修昔底德告诉我们，比战争导火索更为重要的是奠定战争基础的结构性因素：在这类条件下，可控事件将会逐步升级到无法预见的严重程度，并产生难以想象的后果。

修昔底德找到了导致战争的三大主因：利益、恐惧和荣誉。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修昔底德陷阱项目中所称的“崛起国综合征”与“守成国综合征”。前者主要是指崛起国自我意识不断增强，要求增加自己的利益以及获得更大的承认和尊重。后者基本上就是前者的镜像，是指既有大国面临“衰落”的威胁时，恐惧感和不安全感不断被放大。

这些战争提醒我们，在调整现有安排、制度和关系以反映均势变化时会出现修昔底德陷阱项目所称的“过渡性摩擦”（tran-sitional friction）。在这种互动中，崛起国通常认为制度的变化不够快，并将拖延看作守成国决心遏制它的证据。而守成国认为，崛起国过于雄心勃勃，要求调整的速度超过与其匹配的实力或者超过了安全的范围。

一国采取的防御性行动对于其对手来说往往看上去很险恶。一个崛起国对守成国的恐惧和不安全感可能会大打折扣，估计不足，因为它“知道”自己是善意的。与此同时，其对手甚至会将其善意误解为过分要求，甚至是威胁。

他所指出的，儒家文化反映了一种民族精神，它强化了“权威、等级制度、个人权力和利益的从属地位、共识的重要性、避免对抗、‘爱护面子’，以及普遍来说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的地位”。他指出这些态度与“美国对自由、平等、民主和个人主义的信仰”是不同的。而且，他强调美国人“不信任政府、反对权威、提倡制衡，鼓励竞争，并将人权神圣化”

方法1：更高的权威可以在不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帮助解决对抗。
方法2：国家可以被内嵌在更大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制度中，这些制度约束了历史上所定义的“正常”行为。
方法3：精明的政治家做应该做的事情，并能区分需求和欲望。
方法4：时机至关重要。机会之窗往往会出乎意料地打开，然而会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关闭。
方法5：文化的共性有助于防止冲突。
方法6：除了核武器之外，太阳底下没有新的东西。
他们认为只要人类社会尚存，我们就可以预见人类事务的重复模式。
方法7：“相互确保摧毁”战略（MAD）使全面战争变得疯狂。
方法8：超级核大国之间的热战不再是一个可行的选项。
方法9：超级核大国的领导人仍然必须准备冒着打一场他们可能不会赢的战争的风险。
方法10：紧密的经济相互依赖加剧了战争的成本，也因此降低了战争的可能性。
美国和苏联都不可能在敌人发动致命的核反击之前，用首次核打击摧毁对手所有的核武器。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击败另一个国家的决定是一种自杀性的选择。
方法11：联盟可能是致命的吸引力。
方法12：国内的绩效表现是决定性的。

事实上，他重新定义了历史学——人才是主要行为体，而不是神。命运掌控着双手，但人才是游戏的玩家。